清代是隶书的复兴时期，主要表现两个方面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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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，清代出现了大批擅长隶书的书家，这是继汉魏以后，隶书书家空前繁荣的时期；

第二，清代隶书的发展呈现许多创新甚至突破。一些书家在以传统隶书作为根底的同时将篆、北碑、行、草等诸体融于其中，形成独特的艺术风貌。

在这篆隶中兴的书潮中，何绍基隶书的创造性与整个清代隶书发展有着紧密联系。

沙孟海在《近三百年书学》中评价道：“何绍基各体书，隶书第一，……他的境界，虽没有伊秉绶的高，但比桂馥来的生动，比金农来的实在，在隶家中，不能不让他占一个席次。”可见何绍基的隶书在当时的重要性。

那么沙孟海所说的这位何绍基，究竟是何许人也呢？

何绍基（1799-1873），湖南道州（今道县）人，故世亦称何道州。字子贞，号东洲，别号东洲居士，晚号蝯叟、猿叟。好游历，颇富收藏，精于文字、考据之学，著有《说文段注驳正》《东洲草堂金石跋》《东洲草堂诗集》等，《清史列传》有传。何绍基是一位艺术造诣极为全面，诗、文、画、金石都十分精通的大家。

何绍基作为一位身兼众艺的书家，因书名太重，其他领域的成就往往被人所忽略。何绍基的隶书传世作品不多，其中，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《累叶》隶书长卷，结体宽绰自如，通篇显俊迈飘逸之态，点画丰腴劲健，为何氏典型的代表书风。但何绍基的隶书书风是否一直如此？还是有所变化？显然任何艺术都有其发展的过程，何绍基的隶书亦是如此，他四十二岁为石卿所临摹的《鲁峻碑》就与此大相径庭，该帖的用笔以方折为主，通篇大小一致，字与字之间有明显的对比变化，而何氏六十二岁书故宫博物院所藏的《易林》隶书册却又是另一种风貌。由此可以看出，何绍基隶书风格的形成也是经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。

何绍基少年失怙，家境十分贫寒，家庭的负担都落在了母亲廖氏的身上。三弟何绍祺出生不久，廖氏便携三子投奔舅舅廖先瑞处，廖先瑞“一寒诸生，且耕且读”，家境艰难可想而知。虽家境不富裕，但廖先瑞也是在地方小有名气的读书人，有不少藏书，这为何绍基以后做学问、习书习惯的培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在传世的何绍基作品中，早年的隶书作品并不常见，何绍基42岁时为杨铎所临《鲁峻碑》，是目前见到的他留世最早的隶书作品，何氏临作跋云：“……石卿索拙书，余不见碑版者将一年矣，于分书尤初学执笔者，徒以其不鄙弃我，试写此纸奉政，聊为相忆之助耳，绍基并记。”

除此之外，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的《日记》中也记载道：“子贞现临隶字，每日临七八页，今年已千页矣。近又考订《汉书》之讹，每日手不释卷。盖子贞之学长于五事：一曰《仪礼》精，二曰《汉书》熟，三曰《说文》精，四曰各体诗好，五曰字好。此五事者，渠意皆欲有所传于后。以余观之，此三者余不甚精，不知浅深究竟何如。若字，则必传千古无疑矣。”

曾国藩《日记》中的记载，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最早的有关何绍基临习隶书的记载，在此之前，虽何氏收藏、走访汉碑等活动多有记载，但习隶的记载却寥若繁星。虽然说何绍基在识字的过程中肯定涉及过隶书这一字体，但从传世的作品和记载中来看，何氏真正开始重视隶书，并作为日课进行学习，确实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。

何绍基对隶书的学习除了临习，也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和题跋的工作，在何绍基的《东洲草堂诗钞》中均有收录，如作于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的《跋汉司徒残本拓本》《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》、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）跋《崇朴山藏华山碑四明本》、跋《史晨飨孔宙后碑》、跋《史晨后碑宋拓本》，考证文章如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）《记江氏刘熊碑双钩本》，咸丰四年（1854）考《樊敏碑》《高颐碑》，等等。

何绍基临汉代隶书

更有意思的是，在何绍基的书法学习中也有经济利益的活动，从何绍基题《四明本华山碑为崇朴山作》中得知：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）阮福以泰山秦碑拓本及宋拓《华山碑》拓本押银。阮福是当时著名的收藏家，收藏颇富，何氏唯独相中此两件拓本，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何绍基对隶书的喜爱。